《大外交家周恩来》是原中国驻印度大使李连庆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共六卷198万字，全面记录了周恩来总理在外交事业上的主要活动，反映了其深刻的思想和理论水平，高超娴熟的外交策略及技巧。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介绍称，该书今年2月在摩洛哥国际书展上广受好评，“非洲朋友充满感情地说，他们对周总理充满无限敬仰之情，他们热爱周总理”。书中的中非部分内容，已与埃及和摩洛哥的出版机构达成阿拉伯文字版权输出意向。

　1924 年7 月，周恩来奉调回国，临行前旅欧总支部对他的评语是：为人“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对主义有深刻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能看书看报”。这说明他不仅是一位能干的具有领导才能的人才，也说明他具有外交的才能。
　　1910 年春天，周恩来12 岁。他在奉天的伯父周贻庚，生活较前安定。周恩来平时常同他通信，家里有什么难处理的事总是写信同伯父商量，伯父自己没有子女，十分喜爱这个侄儿的才学，也很同情他的处境。就在这时，伯父给他写信，要他去东北，又乘三伯周贻谦路过家乡之便，接他到东北随伯父母一起生活，并上学读书。周恩来喜出望外，他怀着一颗激动的心，向往着新的生活，毅然离开故乡，踏上了征程，开始了少年时代的新生活。这对周恩来来说，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后来回忆说：“12 岁的那年，我离开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周恩来到了白山黑水的东北，从牢牢禁锢着人的心灵的封建家庭和私塾生活转到刚刚开办的新式学堂念书，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北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的焦点，是民族危机格外深重的地方。在学校里，教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有一次，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他在学校读书时，即有明确的求学目的和志向：“基础立于此日，发达俟于将来。”“作事于社会，服役于国家，以其所学，供之于世。”他在诗作《春日偶成》中写道：“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在《敬业》创刊词中，他郑重指出：“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迫、自顾不暇之危急时间”，“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达了他对黑暗时政的忧愤之情。他在作文中写道：“呜呼，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举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一种爱国热诚，似已达沸点。”他以国文最佳者，获得特别奖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学校。他为了“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到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使“中华腾飞于世界”。
　　他在日本广泛阅读各种进步书刊，约翰·里德的《震动地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之物语》，幸得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等，比国内的知识分子更早地、更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经过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达“笃行”的过程。1919 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他立即从日本回国，投身到这场火热的斗争中去，在南开大学倡办了“觉悟社”，领导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实践他的爱国志愿和追求真理的愿望，为此而被捕入狱数月。
　　他于1920 年10 月赴法勤工俭学，先到英国，刚抵那里就给他的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说：“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又说：“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在旅欧期间，他在刻苦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潜心研究其他各种主义，对各种不同思潮广泛涉猎，经过冷静观察、研究、分析、比较、批判，反复思考，最后才得出结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最科学、能够救中国的。并于1921 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所以周恩来之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绝不是盲从的，更不是赶时髦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完全自觉自愿，决心为其献身的。他在1922 年3 月在给天津“觉悟社”战友的信中说：“我的主义一定是不变的，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信中还附了一首悼念战友黄爱的诗，表达他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