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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城市雕塑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与这个城市的文化密不可分;一座城雕,有时便就是一座城市的代表。
极具符号意义和表现母亲河博大深情的自然是《黄河母亲》,可是三十年过去,新时代,兰州又为何迟迟才迎来城雕创作的第二个春天?又有谁能和《黄河母亲》比肩呢?
“这座雕塑一看就让人眼前一亮,那流动的曲线极具张力。”
长河东去,浪声低回。黄河岸边新建成的甘肃会展中心映衬着碧空骄阳,硕大的柳叶形钢顶划破天际,如同展翅天鹅,尽现婀娜。
半个月前,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高朋满座的盛宴。人们还记得,那矗立在广场上的金黄色雕塑,每每在日光辉映下绽放华姿。当时它引来众人围观,也成了薛明思考了许久的话题。
“这座雕塑一看就让人眼前一亮,流动的曲线极具张力。”在薛明看来,这座雕塑似乎在昭示着一种新的力量。从美院毕业已经从教八年的他,走遍了兰州的每一个地方,唯独这一处新城雕引燃了他的激情。
同样找回激情的,还有何鄂——这个已经被写入兰州城建历史的名字。从1986年创作了举世闻名的《黄河母亲》开始,这应是她多年来少有的一次因 “黄河”而引发的才情喷发,她将这件雕塑再次落笔“黄河”:《黄河·黄土》,意象博大深厚。黄河、黄土,生活在母亲河身边的兰州人最熟悉不过的元素,经由一双灵巧之手,再度让母亲奔流的血液和粗粝沧桑的肌肤凝结定格在瞬间,岁月的年轮,在她生命中滑过。
“这是我这大半辈子的感悟和总结,为的就是将黄河和黄土的精神与灵魂体现出来。”7月26日,言语有些激动的何鄂告诉记者:“这正是用心血铸造的。”
在她看来,会展中心作为甘肃的对外窗口,就应该用来安置能够体现地方历史和文化积淀的雕塑。兰州作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得天独厚,再将西部特有的黄土和黄河交织在一起便是“最有说服力的情节”。此外,她认为还得加上一个艺术层面的巧思。
“大家都知道树有年轮,那么黄河和黄土该不该有年轮呢?我觉得应该有,因为它们也有生命、有积淀。为此,我给它们塑出了一层层‘年轮’,让它们都‘活’起来。这样,便将流动的生命彰显出来,也是这座雕塑最动人的所在。”何鄂告诉记者,某天晚上,就因为有了这个巧思,她激动得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便打电话将消息告诉了朋友。
或许真如薛明所料,《黄河·黄土》由此将开启兰州城雕“第二春”。
“许多人便将这一阶段称为了兰州城雕的‘八零春风’。虽然当时的‘八零后’已长大成人,但兰州城雕自那时起却沉静了下来。”
对于一个已经有着千年城建史的城市来说,城雕才开启“第二春”是否有些晚了呢?这其中的纠结自然得从它的“第一春”说起。
30年前,神州大地历经一场春雨洗礼,也让兰州这座西北重镇精神焕发,城市建设也在此间激流勇进,步履健迈。
如今,供职于甘肃美术馆的徐名葵还记得,那是在1982年,全国性的城市雕塑之风蔚然兴起。在当年举办的首届全国城雕设计展上,从陇上出发的何鄂、罗代奎、龙绪理、王铁城、汪兴中等几位雕塑家,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豪情与信念,以来自大西北最质朴的美打动了全国评委,最终载誉而归。那时,《黄河母亲》声名大噪,评奖结束的第二天,就登上了《人民日报》;随后,位于现在老干部活动中心的《筏客搏浪》也登上了《中国青年报》的版面。
而更多的诸如《绿色希望》、《丝绸古道》、《平沙落雁》等,便都在此时各放异彩。以至今天,当人们驻足于这些雕塑前时,仍然能感受到当时的那份荣耀。
“后来,许多人便将这一阶段称为了兰州城雕的‘八零春风’。虽然,当时的八零后已长大成人,而兰州城雕自那时起却沉静了下来。”与其他雕塑创作者不同,徐名葵以一位美术工作者挑剔的眼光断定,兰州城雕的确尚未到堪比“八零春风”的“第二春”。兰州也至今少有像《黄河母亲》一样令人心动的作品。
徐名葵告诉记者,有一次,当著名雕塑家、《筏客搏浪》的作者汪兴中和我省另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罗代奎忆起当时“八零春风”之所以成功的经验时认为,第一是机遇好,第二是雕塑创作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支持。
“当时的兰州市虽然在文革后百业待兴,但领导都很重视城建,尤其是当时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宋春华,便是这其中最有力的推动者。”据徐名葵介绍,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宋春华,就力促《黄河母亲》、《筏客搏浪》等作品落地黄河风情线;随后,在担任长春市市长时,他又首开“长春国际雕塑作品邀请展”,为长春留下了不少城雕精华。
今天,当我们再回过头来追忆兰州城雕的发展脉络,宋春华和何鄂、罗代奎几位大师一起,应该让我们永远记住。”徐名葵感慨:这个“永远”就体现在一份“支持”上。在他看来,当初正是宋春华这样的领导鼎力支持,才从根本上促成了影响波及三十年的兰州城雕“八零春风”。
“这自然要求此时的艺术家们,应该从高高在上的纪念碑式的城市雕塑模式中走出来。”
熟悉滨河路的人,一定会记得在滨河路西段有一只巨大的“和平鸽”,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人类的朋友》。2001年,兰州雕塑家牛卫军与《平沙落雁》的作者王志刚合作完成的这座雕塑不辱使命,在2004年第三届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展上捧得了优秀奖。而在此前,《黄河母亲》和《绿色希望》已分别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成就展上获得优秀奖。更巧的是,全国城雕成就展每十年才举办一届,三届下来正好三十年,这便是整个兰州城雕发展的印迹。“但就在这期间,王志刚、龙绪理、张朝阳等许多当时‘八零春风’时期非常有影响的雕塑家纷纷离开了兰州。让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甘肃雕塑家群体再次缩小。就连何鄂大师,为了给自己办一座能永久保存作品的雕塑院,在各方奔走无果下,也只能自食其力。于是,大家整体上便在一种被动的环境下经营,好的作品自然就少了。”徐名葵认为,环境是培养优秀雕塑家和好作品的要素。
后来,牛卫军又在2003年参与了“龙源”的设计,在兰州,这也算得上是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主题城雕公园。但众所周知,这里面浸透着“龙源”首倡者、兰州龙文化研究院院长王国文先生的心血。“从一个‘龙’字开始,王国文先后七下西安,遍访名家,才建成了这座号称‘千古一龙’的园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如何的艰难。”在牛卫军看来,“龙源”最终能落成,很大程度上是系于王国文的从政背景。否则,这座城雕又不知何时才能落定。
于是,当世纪的钟声在兰敲响,人们又开始反思这一切。这时,一位青年雕塑家的一件“小品”轰动金城。这人便是任职于西北师大的靳勒,而他的那件成名作,则是左右不过三米见方的《热冬果》,坐落于西关西单商场门前的这座雕塑,那一老一少,已然成为兰州家喻户晓的“明星”。
靳勒后来回忆创作经历时感叹,若不是以一个截面的形式表现出黄河儿女的生活画卷,《热冬果》便失去了吸引人的东西。城市雕塑,作为城市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又不只是雕像的问题,它还必须和这个城市相匹配。
他认为:“步入新世纪,当人们生活日益殷实时,审视城雕的眼光已经越加苛刻,人们已经开始从集体意识中走了出来,开始把目光投向自己和自己身边的生活……这便自然要求此时的艺术家们,应该从高高在上的纪念碑式的城雕模式中走出来,从自身的情感出发,开始将生活化的主题作为切入点进行创作。”
“于是,《热冬果》的成名,让近三十年都处于零散状态的兰州城雕创作团体认识到,真情实感的流露应该是当前城雕的精髓所在。”徐名葵说。
“兰州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并不弱于其他地区,落后的是观念的转变。”
对于这个观点,何鄂大师也十分赞同。她告诉记者:“就像我做《黄河·黄土》,已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文化具体是什么?是一匹铜马,还是一只陶罐?这都不准确。而是要通过有思想、有情感的内涵,把甘肃精神体现出来。我们一定要有独一无二的东西,就是真情实感,并不是像以前那样,把整座博物馆都搬在马路边就能证明我们的深沉。只有靠真情实感打动人,才具有震撼力!”
薛明也认为:“在快餐流行的时代,我们的城雕创作也似乎和我们的行为一样,开始轻浮、急躁,或是由此带来的膨胀。”
记者了解到,就在去年年底,兰州市有关部门便再次推出“黄河雕塑长廊规划”。根据规划,拟把黄河风情线景区分为五大主题文化雕塑区,将在此建设七座雕塑文化园,“把黄河风情线打造成全国最具规模和精品化品牌效应的黄河文化主题景区”,并计划在2015年完成建设。
但熟知内情的一名规划师告诉记者:“其实早在此前有关部门就提出了‘丝绸之路’雕塑的构想,当时连地址都选好了,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这七个雕塑园固然让人看着高兴,但考虑到一直掣肘的资金问题,我们还是不敢去过分地期盼。不过,政府已经有这种想法,已是一个较好的开端。”
他进而补充说:“体制的弊端是造成创作水平大打折扣的直接原因。如果不能确保专业学术评审机构真正行使管理与监督权,城雕的整体规划就难以引向合理有序的发展轨道。没有合理的机制与畅通的渠道,仅仅依靠少数艺术家的部分优秀作品来换取整个雕塑市场的繁荣,是绝对不可能的。”
靳勒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与发达城市相比,兰州目前的城市雕塑无论在规模、数量上,还是在观念上,都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局面。在打城市雕塑这张文化牌时,兰州应该怎样去做?”他认为,艺术家不能为了迎合大众而向市民讨作品,城市并不需要这种把公共艺术引入庸俗化的风尚。“真正能使一件雕塑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还是蕴含其中的学术价值,兰州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并不弱于其他地区,落后的是观念的转变。”
在许多场合,靳勒都曾深有感触地表示,时代赋予了他们这一代城市雕塑家一种压力,一种责任。越来越多的观众已经在期待着兰州城雕能够跨上一个新高度,再创作出一个或更多个像《黄河母亲》一样不朽的作品。
而何鄂大师晚年最大的愿望,却是希望能建设一座“大黄河”概念的城雕长廊。如她所说:“我们将可以邀请全世界优秀华人设计师都来兰州,在这里留下他们对于母亲河的感悟。他们完全可以在作品上刻上‘炎黄子孙,情系母亲河’的字样,这也便成了联系海内外华人的一条纽带,兰州也由此推向了海外,便成了海内外华人寻找对母亲河归属感的地方。”虽然她向有关方面多次建议,但此事仍然未果。执着的老人还是坚定地表示:“有生之年,我还会去不断说服他们,要竭尽全力促成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