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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怀信：用影片记录青海这神奇的土地
- 发布时间：2011/8/12 阅读次数：9079 字体大小: 【小】 【中】【大】
马有福：青海电视台纪录片曾经在全国都有很高的知名度。每每提及这个话题，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提起你和刘郎，是你们二人创造了这一辉煌。幸会！我今天约你就是想跟你学习的。
王怀信：过奖！其实，我们两人只不过是各自摄制组的主心骨而已。在我们各自的摄制组里，还有很多人，包括摄像助理、司机等帮手，没有大家的配合，电视是做不成的。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自己首先身体力行，然后带动大家共同投入工作，把工作当成自己的生命，甚至是宗教。
马有福：我想听听你们当时工作的状态。
王怀信：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1970年，青海电视台一诞生，我们就开始了拍片子。我清晰地记得拍第一部纪录片《鸟岛》的情景。那时，鸟岛刚刚发现，通往鸟岛的道路上到处是湖水，要想接近鸟岛就得卷裤腿钻水进入。水浅的地方，淹不过膝盖；水深的地方，超过膝盖。我在当时林业局一个叫陈实的专家的带领下，扛着机器、三脚架和胶卷进入了鸟岛。在鸟岛上扎帐篷、住帐篷、自己烙饼子、做饭、吃鸟蛋，像苦行僧一样一个人呆了整整一个月，台里每天给4毛钱的补助。在当时，尽管艰苦，尽管孤独，但我很珍惜自己的担当。因为，那时，中央电视台特别信任青海电视台，他们每年在自己都非常节省彩色胶片的情况下，给我们提供了7盒(7个小时)的彩色胶片，那是多么珍贵的支持和信任。出于责任，出于感恩，我认真研究每一个镜头，珍惜在岛上的每一分钟时光，所以，后来片子在央视一炮打响，并引起了国际关注。
马有福：自此之后，你一发而不可收，拍出了一批叫响全国的纪录片，请给我们做个简要介绍。
王怀信：片子是拍了一些。比较有印象的片子有：早期有《唐古拉人》，这是在唐古拉山上拍的，主要反映的是周总理都点名表扬过的15地质队的事迹，整个片子只有26、7分钟，是一部黑白片，现在看来就比较有价值了。1976年与中央电视台合拍的《今日柴达木》是一部系列片，26分钟一集，一共拍了7集，这在中国电视发展史都是不可多得的片子，也是中央电视台和青海电视台合作的成果。那时，我们两台之间的合作太紧密、太愉快了。紧接着，我们又拍了一部《漫游青海湖》的片子，这部片子虽然只3集，每集30分钟，但拍摄却拍了一年多，按照季节的顺序，我们绕湖走了一周。那时，哪有今天这么好的公路。沿湖草地上不是黑土滩，就是老鼠拱起的土堆，就连熟悉草地的马匹行走时，也是几步一个跟头，不能畅行无阻。就是这样，我们边走边拍，一步步绕湖一周，这简直像是在完成一桩宗教功课。有时，骑在马上行走时，怕摄像机受损，我们就把机子沉沉地挂在脖子上。有时，在马背上就要骑行16个小时，下了马，我们就一头栽在地上，脚都麻木了、硬了。但我们从不叫苦。站在原地，揉揉腿脚，卸下装备，就开始扎帐篷，支锅灶，打点一日的生活。说是生活，其实，那简直是受难和自我放逐。一天只吃一顿糌粑，晚上常睡帐篷，照明靠着天光和蜡烛。没人催我们吃苦，没有人逼我们，但我们就是守约般履行自己的职责。
马有福：你的片子几乎都是用汗水和心血浇筑的。你在拍摄这个片子时，有什么动力？
王怀信：可以这么说，任何东西，不论是拍片，还是写文章，都得有动力，也应该付出心血，这是生活的常识，也是做成一件事情的基础。就比如，在拍《丹顶鹤的家乡》这部片子时，就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责任感。因为，那时候丹顶鹤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其数量有限。印度说，他们发现了两只，而我们认为，丹顶鹤的故乡就在中国，是青海原有的珍稀动物。为了证明，我们就踏上了体现一个国家价值的道路。这一次拍摄非常艰苦，历时三年，从1978年到1981年，行程达到8万公里，从青海到西藏、贵州，开着台里的嘎斯车，在全中国的偏僻地方跑，早忘了危险。我们这个摄制组，简直就是一支民工队伍，所到之处，都带着帐篷、锅碗瓢盆和灶具，至于拣牛粪、烧柴禾更是生活的常课。记得为了隐蔽，我们冬天在隆宝滩的冰天雪地里常常一待就是一个整夜。就是在白天拍摄的日子里，也十分艰苦。早上，我们踩着充满了冰渣的沼泽进入拍摄点，晚上回来时，衣裤常常冻成了一张老牛皮。就这样，从春到冬，我们等丹顶鹤孵出了一代雏鸟并能飞翔之后，才又随着鸟儿的南迁转战南方。没有一种奉献精神和乐在其中的职业精神，这事就无法彻底做下去。
马有福：直到今天，你觉得哪一部片子让你依然感到很自豪？
王怀信：对于付出了自己心血的作品我都比较真爱。虽然，每一部都不是精品，但我都是认真对待的。如果说最让我真爱的片子的话，我觉得《唐蕃古道》值得一说。首先，它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是一条淹没在历史深处的一条大道，既是一个商业的通道，也是一个中国和平统一的大道，这条大道值得大说特说。其次，这是青海电视台与中央电视台之间合作最长的一个片子，它一共23集，从1983年拍起，一直到1986年才拍竣。前期经费将近投了300万元，后期是中央电视台做的。再次，这个片子是中国人自己拍出的一个最长的系列彩色片。最值得自豪的是，我们青海台是这个片子的主力，摄制组主要以青海电视台为主。
马有福：有没有留下遗憾的片子？
王怀信：有，肯定有！电视本身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在我的片子中，我对《格拉丹东儿女》(1990年拍竣，上下集，每集50分钟)有点遗憾。虽然，这个片子获得了全国文艺“星光奖”，在全国影响很大，但老实说，这个片子的效果声不行，因为录音设备实在是遗憾。
马有福：你是怎么舍得放下自己钟爱的纪录片而退休了呢？
王怀信：我最后在台里拍的一部纪录片是《活佛转世》，这是1995年就开始拍起的一个片子，一共六集，最后署名单位是中央统战部和青海电视台，片子也在青海电视台播出。毫无例外，我在拍摄时下了大力，费尽心情，算是出了力、流了汗。但最后有人说，这不是我为青海电视台干的活。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好了，也该退休了！就退了。
马有福：就这样退休，对纪录片还有牵挂吗？
王怀信：不太牵挂！我这人说干就会狠下心来干好。说不干就不干，我不是什么高人，但我知道见好就收。如果说，还有一点留恋的话，我对自己的一个构想还每每被提及，那是一个大片，我起的暂定名是《西部民族走廊》，提纲都已经拉出来了，拍摄路线很长：从青海拍起，沿黄河拍到缅甸，从藏族拍起一直拍到佤族为止，这中间牵涉几十个民族。片子既有主线，也有内容，拍起来肯定很有意思，不过，这也很费时间，最起码也得需要个两年、三年。
马有福：太遗憾了，你退休的这一年正是我进台的时候。那么，你对青海电视台纪录片的社会影响怎么看待？
王怀信：上个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青海电视台尽管是个小台，但在全国电视台的排行榜上总在前列。多少次到内地开会，青海台的领导被特别看重。青海电视台给中央电视台提供的大片子比发达地区的大台要多。由此，青海台的威望也是很高。中国电视协会分配理事名额时，一般每个台只给一个，大多由分管业务的副台长担任；而给青海台就给两个名额：一个是领导，一个是纪录片编导。在中宣部、广电部的重要会议上点名表扬我和刘郎。有时，我都觉得蛮不好意思。
马有福：王老师，你怎么评价刘郎？
王怀信：刘郎是个很不错的纪录片编导，这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电视人。他的文学功底要比我好，他的悟性也好，所以，在做艺术片和具有诗性的纪录片方面，他确实开辟了一条道路。他的《西藏的诱惑》、《天驹》、《上下五千年》等尝试了一些电视手法，并取得了成功。他调到浙江电视台以后，每每有新片，诸如《西湖》等一旦完成，即刻盘给我，征询我的意见，对我很客气。这是他的修养。我们之间关系很好。他是一个值得尊重和钦佩的电视艺术家。
马有福：你对青海电视台未来的电视纪录片人提点忠告如何？
王怀信：忠告谈不上，大环境如此，大的社会氛围如此，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潮流。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是，追着潮流跑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一个媒体的操守就跟一个人一样，必须要明白自己的长项。我们千万不能拿自己的短处跟人家的长处跑。前几年有一句曾经传遍媒体的话：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或许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社会发展太快，我们不能迷茫。纪录片曾经是青海电视台值得珍视的家产，我们不能拿着这一份家产再当资本，但是，我们可以借此总结自己，或许还会再次迎来自己的丰收。作为一个老电视人，我做梦都希望青海电视台事业更加辉煌，前途更加灿烂、光明。
马有福：王老师最近关心什么东西？
王怀信：基本完全是退休赋闲状态，每天跟爱人上山锻炼，不太有什么特别的关注。但我还是那么热爱青海、青海的山川大地，就连看到电视画面上开车追逐藏羚羊的镜头后也会心疼半天。我最近在整理自己的照片，有些片子特别珍贵，想着在适当的时候通过什么方法，把这些片子出了。青海太美了，我不忍心一个人独享这些照片，现在买了一个扫描仪，有时间、有兴致了，就把这些东西转换成电子版的。哪天，你有时间过来看看。
马有福：谢谢王老师。
王怀信：交流是互相学习，不用谢，常联系！(作者：马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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