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完工，主题创作又成了人们的话题，这是支撑60年美术成就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如何看待过去主题创作的历史，怎样面对主题创作的今天，而主题创作又将如何在新的世纪中发挥在文化建设中的主流作用，如何理解主题、表现主题，关系到主题创作的质量，在这个范围之内是有参照系的，因为历史上的鸿篇巨制有很多是我们今天要逾越的峰巅。

     新中国建立不久，中国革命博物馆就组织了革命历史画创作。1950年5月，中央美院的画家就创作了一批作品，包括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冯法祀的《越过夹金山》，董希文的《抢渡大渡河》，胡一川的《开镣》，周令钊的《鸦片战争》等，继而又诞生了罗工柳的《地道战》、黎冰鸿的《南昌起义》、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等一批在新中国美术史上的名作。革命历史题材在新中国的美术创作的起步阶段面临着许多问题，如何来表现这些属于新中国的美术创作题材，既没有现成的经验，也少有参照的范本，因此，这一时期的美术家在接受创作任务的同时，还在着力探讨创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先后多次召开过“历史画座谈会”。同样，在表现现实题材的主题创作方面，也是硕果累累，出现了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艾中信的《通往乌鲁木齐》，杨之光的《雪夜送饭》，黄胄的《洪荒风雪》等。而通过主题创作又带动了中国画的改造，并显示出了“新中国画”的时代之新。

       在主题创作与政治运动紧密结合的新中国前17年内，主题创作所呈现出的时代特征使这些作品成为时代历史的记录，因此，在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创作所积累的创作方法，包括组织创作的方法，就成了一种经验。这些经验在得到总结的基础上，有的又演化为一种模式，成为一个时代的样板而得到推广和广泛的运用。主题创作是靠组织的，而组织创作的方法在后来则成为普遍的手段，所不同的只是规模大小的差异。组织创作出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所组织的大规模的革命历史画创作之外，1956年为纪念鲁迅诞生75周年和逝世20周年，上海美协组织了一次关于鲁迅专题的主题创作，出现了赵延年的《抗议》。1967年北京组织的“安源展”出现了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1972年，上海组织《黄河》油画组画的创作，出现了陈逸飞的《黄河颂》。70年代陕西的“秦文美”，广东的“四大金刚”无不是组织创作的产物。组织创作既出作品也出人才，体现了组织的优势，也是组织创作的方法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组织创作还出现了“三结合”的创作方法，最早由傅抱石总结江苏的经验而提出，从60年代开始逐渐为全国各地的美术机构和美术工作者所吸取和推广。但是，像许多政令一样，上面的精神到了下面就因不同的理解而有了多样的解释和不同的做法，结果“三结合”被简单地理解为“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术，群众出生活”。不管怎么说，出作品是硬道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也没有离开组织，但是，现在的组织创作的方法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反映出了与时俱进和新时代的特点。实际上，今天的主题创作的主体是依靠全国美展体系的维持，而且相对持久。可是，就全国美展体系组织创作的方式中的方式而言，只剩下了组织，方法只是与组织有关，而无关乎创作。如何以组织帮助创作或促进创作，关系到创作的质量，这是当下应该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