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人画展”的部分发起人：徐思基(左)、陈巨源(中)、沈天万

　　陈巨源喝了一口酒，指着沈天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时候他一天能喝两三斤黄酒。我们能在一起做展览，就因为我们是酒友，喝酒的时候谈起来的。”

　　“那时候”指的是1979年1月。

　　彼时，陈巨源40岁，沈天万48岁，徐思基34岁。他们和另外9人一起，在上海黄浦区少年宫举办了一场“十二人画展”。

　　这个如今看来十分粗糙的展览，作为文革后第一个体制外画家的自由展览，从此被载入史册。

　　30多年之后，他们中有的已经去世，有些定居海外，大多数仍在画画。但在中国当代艺术喧闹不已、逐渐国际化的当下，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这12位画家的名字。

　　“画那么多年，这口气总要出一出”

　　“我和沈天万那时候都很苦闷的，我们搞的那些东西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出路的。”在上海市莫干山路的工作室里，陈巨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楼下，很多时尚的年轻人在这个著名的艺术区里游荡。但他们没人知道，这个70多岁的老人曾经参与创造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

　　那是1978年。文革已结束一年多，陈巨源在上海植物园做园林设计。他只能抓住一切机会，靠近他所渴望的艺术。

　　有一次，上海历史博物馆举办“宋元明清历代书法展”，陈巨源与朋友沈天万一同去看。沈天万以前以开办私人画室为生，文革开始后，画室被关，他只好到一家玩具厂搞设计。

　　古人的狂草书法让看惯了“红光亮”和“高大全”宣传画的他们想起了久违的表现主义。两人激动地谈论着，决定一醉方休。

　　买了六只炸麻雀作为下酒菜后，陈巨源和沈天万去了沈家。走进弄堂，经过一座又大又黑终年紧闭的煤球仓库，上到四楼，才能看到光线。但即使如此，这里已经算得一个悠然的角落。

　　文革期间，这里是很多热爱艺术的年轻人的据点。

　　“那时候我们的房子楼上楼下住的都是亲戚，有朋友来谈论艺术也不太担心被外人发现。”沈天万的夫人毛婷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

　　沈天万拿出一小撮虾米和六七根海蜒下酒。“海蜒那么小，鲜得很。”陈巨源用手比划着回忆。

　　酒喝到傍晚，沈天万有些伤感地说：“什么时候我们也要把自己的作品展出来。我等了几十年了，快要50岁了，时间紧迫。”陈巨源应和着：“我也40了。我相信我们的实力是不俗的，应该有出头之日。”

　　第一次，他们生出了举办展览的念头。

　　两个人开始互相评论对方的画作，虽然雄心万丈，但仍觉虚无缥缈。最后，喝光了两瓶半白酒后睡去。

　　经常到沈天万家参加此类小圈子聚会的还有徐思基。徐是杨浦区教育学院的美术老师，酷爱画画和古典音乐。

　　“文革时期古典音乐不许听了。我还有几张抄家没抄走的唱片，只能偷偷听。”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我就经常到沈老师家里，谈谈艺术，品品酒，听听音乐。如果被人抓出来，那就是地下裴多菲俱乐部啊。”

　　不过，这群敏感的艺术家一般对政治避而不谈。

　　“文革一直在谈论政治，都已经反感了。我们喜欢艺术，还是希望有一个安静的角落，能谈谈纯粹的、美的艺术。”徐思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上海的老一辈画家都是从法国、日本留学回来的。海派骨子里有那种东西，和北京不一样，一直不太政治化。”

　　除此三人，韩柏友也经常出入沈家。

　　在陈巨源的记忆里，韩柏友“衣冠楚楚、白白胖胖”。他是上海著名的有正书局创办人狄平子的外孙，曾在北京民族学院艺术系任教，因说话大胆被打为右派，丢了工作，发配回上海原籍，只能做做临时工。

　　在四人的一次聚餐时，沈天万正式提议开办展览：“现在‘四人帮’已经关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百花应该齐放了吧。”

　　经历过反右残酷的韩柏友有些悲观：“我看没那么容易。看看美术馆、画院的那些展览，还不是老样子。红光亮、高大全。这帮老家伙生怕在野派的黑画家造他们的反，想绕过他们，现在还有难度。”

　　陈巨源有些不买账：“我们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画点风景人物，关他们屁事。”

　　韩柏友仍然谨慎：“事情没这么简单。现在全中国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搞自由展览。文化界苦头吃得太多，太敏感。”

　　年纪最大的沈天万说话了：“那也要有人带头，不然的话一年年过去我们都老了。画那么多年，这口气总得出一出。”

　　实际上，大家都已经动心。不再满足于纸上谈兵的几个人开始尝试着让梦想照进现实。

　　寻找同路人

　　“其实最开始，这个展览没有12个人，是一点一点凑起来的。”多年以后陈巨源回忆道，“我们觉得当时社会上没有出头但是水平不差的不只一两个，联络联络，不要急。”

　　徐思基有个朋友钱培琛，在虹口区的鲁迅中学当数学老师，也是同道中人。他第一个被发展了进来。

　　一天，他们又来到沈天万家，商量展览的事。“搞展览不能搞烂糊三鲜汤，参加的人要有一定水平，不然还是不要搞，搞出来被别人笑话。”沈天万说。

　　大家还达成共识：展览必须体现艺术家的自由创作原则，一定要自己组织，不受审查。

　　彼时，不经审查、没有美协和画院的组织，展览注定无法进入正规美术馆。因此，最重要的议题是寻找场地。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公园。徐思基和钱培琛与和平公园有些关系，大家决定去看看场地。

　　“那天我们在园子里逛了一大圈也没发现合适的展览场地。那公园当时还展出动物，还有老虎、狗熊。我们觉得这么偏僻的地方，不会产生影响，会白费力气。”陈巨源告诉记者。

　　虽然场地让人失望，但是仍有收获：他们在公园里认识了一个在普陀区文化馆工作的年轻人黄阿忠。展览阵容又多了一人。

　　此时，加上陈巨源的弟弟、在一家塑料厂做美术设计的陈巨洪和兄弟俩的朋友、上海无线电四厂的美术设计员郭润林，确定参加展览的人员已经达到8人。

　　年纪最大的沈天万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了保险起见，最好吸收一位有公职的党员来参加展览。

　　大家想到了孔柏基。彼时，孔是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主任、党总支书记，因为一直在探索用油画棒创作的新方法，不为主流艺术圈接纳。

　　接到邀请之后，孔柏基痛快地答应下来，并推荐了自己美术系的同事陈钧德。

　　参加展览的人数增加到10人了。

　　“在我们上海话里，十和贼是同音的，不好听的。”徐思基笑呵呵地回忆。因为这个不吉利的发音，也因为场地仍然没有落实，大家只能继续动用自己的关系，寻找新的同路人。

　　“我和罗步臻以前一起在一个夏令营教过画画。他当时在黄浦区少年宫工作。我和他一说，他热烈响应。”陈巨源回忆。

　　罗步臻找到了少年宫的党支部书记，商谈展览事宜。意外的是，没经过任何繁琐的审查和上报，书记一口答应。

　　“现在想想，那个书记是冒了风险的。如果出了事，他可能是纵容自由主义，可能是阶级立场问题，也可能是路线问题。这个人很开明。”陈巨源回忆。

　　罗步臻还推荐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山水名家陆俨少的弟子王建尔。

　　至此，12人齐聚。

　　黄浦区少年宫里面近500平米的场馆，也无偿向这12位在野艺术家敞开。

　　“当时我们12个人说，这个展览文责自负。出了事自己负责。”徐思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是觉得不会出什么事。我们毕竟有一点敏感地觉得，‘四人帮’打倒了，时代应该不一样了。”

　　根据场地大小，最终决定每人展出10幅画作。风格由自己选定。“我们就希望，12个人的风格都有差异，都不一样，最好。”徐思基回忆。

　　作品全部是他们在文革期间偷偷画的习作。这些画没有英雄人物，只有安静的花园和孤独的静物。

　　沈天万还选取了一张名为“可爱的小黑猫”的作品。一个忧郁的少女身边，卧着一只黑猫。“我想说的就是邓小平的‘猫论’。”

　　在此之前，这些画作因其所代表的情调，没有任何公开展出的可能。

　　“其实，我们这些画画的并不是绝对的反对派。我们为了能让自己的画被别人看到，文革时期也会去画宣传画。”陈巨源说。

　　文革期间，陈巨源为表现劳动人民的热情，特意画了一幅工人用风镐干活的大幅画作。为了增加气氛，强调了背光的云。结果，被批判为“乌云密布的社会主义”。

　　“我们就属于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后来一看干脆就算了。画完宣传画，自己私下画一点真正喜欢的。”陈巨源说。

　　“上海美术界基本全到了”

　　落实场地、选定作品之后，大家再次聚会，讨论展览名称和一些具体细节。

　　“我们12个人倒是没发生过什么争执和不愉快。就是这个展览的名称，讨论了太多次了。”陈巨源回忆，“想出来的名称不是太露就是太没分量，或者太俗气。名字已经多到我都记不住了。”

　　在一次大讨论之后，陈巨源提议：“刻意想的名字有时候反倒没有看似随意的名字隽永。比如库尔贝落选画展、俄罗斯巡回画展都很简单又有特色。加拿大有个七人画派，我们为什么不能叫十二人画展？”大家听了之后，稍做讨论一致同意。

　　“别人一听，这个展览好像很潦草的，也就不会太深究。”多年以后，陈巨源对《中国新闻周刊》坦承了当初自己的另一层用意。

　　确定了展览名称，大家开始商讨布展方案。郭润林提议，在大厅布置一块X形的隔板，这样可以悬挂8个人的作品。此外，沈天万和陈钧德的大幅油画占用大厅一面墙壁，另外两人再合用一面展墙。大家觉得这样的安排公平合理。

　　郭润林还提出，要在现场播放西方古典音乐。“我们想烘托画展品位，和其他画展拉开距离，也想一扫文革十年的肃杀之气。”陈巨源回忆。

　　郭润林在工厂上班，对丝网印刷十分熟悉，他们就自己印制了展览海报。这些用水粉颜料和白胶制成的海报非常简单，只标明了“十二人画展”的名称，以及时间、地点。

　　“连画展的内容介绍都没有。我和润林半夜骑着自行车出去贴海报。到市中心马路上显眼的地方到处贴，也没人管。”陈巨源笑着回忆。

　　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陈巨源在大家推举下，撰写了展览前言：

　　“严酷的冰封正在消融，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战胜了死亡的威胁，百花终于齐放……每一个艺术家有权选择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有权表现自己深深眷恋的题材内容……旧时代过去了，新时代已在召唤。”

　　郭润林执意再添加上六个字：探索、创新、争鸣。

　　1979年1月27日，大年三十。这一天早上八点，没有任何仪式和讲话，“十二人画展”在黄浦区少年宫悄然开幕。

　　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在少年宫的大厅里回荡。两位售票员坐在门口出售五分钱一张的门票。

　　当天参观人数超过两千人。“人太多了。上海美术界基本全到了。很多老前辈，像关良、哈定都来了。一些老先生也很苦闷啊。我们展览要表达的意思也是他们想表达的。他们来是表示支持的。”陈巨源回忆。

　　“现场和我们交流的和留言的人们都是支持的，没有很‘左’的。”徐思基回忆。

　　展出的作品多是水彩画和油画，内容多为安静的花朵、静谧的植物园、色彩浓烈的京剧人物……甚至没有一幅绝对抽象主义的作品。

　　现在看来，所有展出作品都谈不上高超的技巧和深邃的思想，无论技巧抑或内容，都没有惊世骇俗的突破，只是将文革中被彻底宣传化的美术拉回本源。

　　与此同时，上海国画院举办的“迎春画展”也在一条马路之隔的上海美术馆开幕。与“十二人画展”相比，门可罗雀。

　　少年宫里的热闹惊动了上海美协。几天之后，12位画家接到通知，到美协开会。

　　“我们一听这消息以为是好事呢。以前美协都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陈巨源笑着回忆。

　　上海美协秘书长蔡振华接待了12位画家。在陈巨源看来，这是一场又像关心又像警告的很微妙的谈话。“基本是说，年轻人画画不能太随便，如果展览最好靠近组织，让组织看一看。”

　　当然也表达了“美协关心不够”的意思。“我一听就火了。我说还能等你关心我们？我买画框、木头要票子，什么都要票子。我为了做画框，我把我家阁楼都拆掉了呀。”沈天万笑呵呵地说，“我是故意哄他说拆掉了阁楼，他也没办法发脾气。”

　　不太愉快的谈话很快结束。画家们发发牢骚各自散去。

　　因为画展一直热度不减，预计10天的展期应邀延长了一周。

　　很快，武汉美协和北京美协也对“十二人画展”发出了邀请。上海展览结束之后，其中4人作为代表，携带全部作品赴武汉办了展览。北京展览后来没能成行。

　　这年9月27日，在北京，一批同样的艺术家在中国美术馆外的街心公园举办了声势更大的“星星美展”。中国当代艺术的新路径由此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