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鸿与郭老相识于1925年田汉在上海举行“消寒会”展览悲鸿的油画数十幅，而与郭老想见于会场，有恨晚之感。展后悲鸿仍回巴黎继续未完的学业。抗日战争爆发后，郭老和悲鸿都迁居重庆，时相往来。

　　抗日战争后期，1945年，郭老有感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自撰《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呼吁成立有共产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呼吁取消特务组织，给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并亲自送至重庆磐溪中国美术学院请悲鸿览;当时悲鸿正患高血压未愈。郭老带来了周恩来同志从延安带回的小米和红枣，并代周恩来同志问候悲鸿。悲鸿表示了深切的感谢，在阅读了《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后，便立刻表示赞成，悲鸿和我都立刻在这份《进言》上签了名。我们还挽留郭老在美术学院吃了便饭。我买了一瓶泸州大曲陪郭老喝酒。记得当时没有酒杯，便用茶杯盛酒，因为高兴，我也喝了很多。我从来不喝酒的，只是因为兴奋，就喝了很多。郭老当即赋诗“豪情不让千盅酒，一骑能冲万刃关，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说明郭老当时就明白这份宣言将产生多么大的震撼和危险!事实果然如此，宣言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引起蒋介石的大怒，把主管文艺的特务头目张道藩找去大骂，张道藩就逼迫一些人撤回签名和登报否认，悲鸿也遇到了同样的威胁，如果不登报否认将不保身家性命，但悲鸿很坚决地抵制了。当时有一位费巩教授签名后便在朝天门码头被捕，随即便被杀害(抛入硝酸池内活活烧死)。现在回忆那时的情况，真令人不寒而栗!为了使郭老放心，悲鸿让我进城去告诉郭老，说我们不论任何情况都不会动摇，请他放心。郭老和夫人于立群同志热情地挽留我在他们家吃了午饭，我便赶紧回磐溪，由于是远郊，我到磐溪时已暮色苍茫了。此后我们与郭老的友谊更深了。

　　我和悲鸿1946年在重庆结婚时郭老是证婚人，他还作了一首诗，并亲自书写在一张红色金箔的纸上，裱好送给我们，其诗如下“嘉陵江水碧于茶，松竹青青胜似花;别是一番新气象，磐溪风月画人家。”署名是郭沫若于立群贺，给我们的新婚增加了很多欢乐和光彩。

　　解放后，郭老和悲鸿都来到了北京，往来就更多了。于立群夫人还亲手给我的小女儿芳芳缝制了一条花色和式样都很美丽的连衣裙。1949年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布拉格召开，郭老是团长，悲鸿和许多文艺界的顶尖人物都出席了。归来后，周总理亲自在北京饭店欢宴全体代表，我也应邀出席，那种欢乐的气氛，使我终身难忘。

　　悲鸿不幸于1953年在会场脑溢血逝世，周总理亲自题写了“悲鸿故居”匾额，郭老亲笔书写了“徐悲鸿纪念馆”的牌匾和八宝山悲鸿的墓碑。悲鸿去世后，郭老和立群夫人还经常到悲鸿纪念馆来看望我和小儿女。当我请他们写字时，他们从未拒绝过。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我们仍互相来往。我在文革中被作为“反动权威”遭红卫兵毒打，几次昏迷，后经急救站抢救，才侥幸活下来了。而郭老也受到冲击，并失去了两个聪明可爱的儿子。我每次见到立群，她都会谈到失去的儿子而泪流满面。听说郭老晚年曾亲自工整地抄录他那可爱的儿子留下的日记，正襟危坐，一笔不苟，可以想见郭老内心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往来也渐渐少了。

　　岁月如流，它带走了太多的欢乐。悲鸿、郭老和夫人都早已长眠地下，只有我仍活到现在，亲眼看到了我国的富强，感受到晚年的幸福。回顾往事，仍不免泫然下泪。


　　廖静文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二日

　　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