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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剧皇后”言慧珠自杀内幕:建国后难登舞台
发布时间:2009/11/25  阅读次数:32146  字体大小: 【】 【】【

        三度自杀  

        妈妈从50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这十年间,虽然也创作、演出了一些好戏,赴香港、赴欧洲巡演,也为国争了光,但戏运、风头远不如40年代。尤其是历年的政治运动,使妈妈在精神上、艺术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妈妈个性刚烈,遂有了建国后的两次自杀。加上早年在北京一次,共有三次以死相抗的悲壮之举。在人格委琐、溜须拍马、惧上压下成风的世道,刚正不阿正体现了妈妈的崇高与美丽。  



        第一次是在北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有一位名叫刘漫天的“接收大员”、将军。妈妈以一出梅派嫡传名剧《杨贵妃》走红京城,引起戏迷狂热追捧。“刘大员”看了“杨贵妃”醉戏更醉色,转辗托人,与妈妈相识,诓称交友,实怀叵测之心。一夜,在某官邸重演“醉酒”,刘某欲施非礼,妈妈坚决不从,逃回家中,大哭不已。“刘大员”恼羞成怒,恶语、威逼相加。妈妈不胜恐惧,想起慈父当年不让她演戏的忠告,正是不幸而言中。明天,明天怎么办?我还能演戏吗?这样的日子我要过吗?一连串的问号像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坎;一幕幕黑色的屏障又像是一座座山,压得妈妈喘不过气。“社会太悲凉无情了,我一个弱女子不能对付这恶劣之环境……”妈妈留下绝命书,服了毒。幸得大舅言少朋发现及时,急送医院,捡回妈妈一命。妈妈以自身清白,向旧社会、恶势力抗争,妈妈抗得壮烈、美丽。

        第二次也是在京城。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妈妈一觉醒来,换了世道。陈毅市长是个开明市长、诗人市长,进城之初关心、鼓励演艺界,鼓励妈妈继续演戏,就像鼓励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能为旧社会服务,也能为新社会服务”;就像鼓励旧工商界、企业界继续开门、升火……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妈妈的“言慧珠剧团”,请演员,发包银,上舞台,去外地,不断演出,神清气爽,钱也赚得满钵满罐……妈妈演戏的积极性高,参加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亦高。抗美援朝,妈妈积极响应“捐飞机、捐大炮”活动,参加义演,涌跃捐款;参加慰问团,亲赴朝鲜,一下汽车就问:“志愿军在哪里?伤病员在哪里?”深得志愿军高级指挥员杨得志赞赏,杨将军后来来上海,专程到华园看望妈妈……妈妈从朝鲜回来,以朝鲜人民的生活为题材,移植、改编了朝鲜的古典名剧《春香传》,公演于人民大舞台;演出非常成功,每场演出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那时妈妈还自导、自演经过她移植、改编的越剧《梁祝》……妈妈心情舒畅了三年。

        但是良辰美景不长。很快,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如火如荼。妈妈的私营剧团——解放初期如火如荼的“言慧珠剧团”,很快陷入困境,濒临散伙。“公私合营”?凡“公”均好吗?妈妈习惯了市场经济、艺术规律的固有轨道,“公”能行吗?报纸上天天宣传“公”是康庄大道,“私”是独木小桥。过了一些时段,更多的私人剧团加入了国营的行列,连一些当时有名的演员都成了国家干部,拿国家工资1300元,1100元。这区区1000工资对火热火爆、月进万金的“言慧珠剧团”算得了什么?不单单是钱,更重要的是——妈妈进“公”后能像在自己的剧团那样,自己作主和自由发挥吗?妈妈一向视舞台为生命,进了“公”以后能经常有戏演吗?这是她深为怀疑和忧虑的。大势所趋,“言慧珠剧团”只得逐流。

        逐流就能顺畅吗?东剧团不要她,西剧团不要她;一会儿混个“特约”,一会儿屈从小剧团。1954年,北京的戏曲剧团搞体制改革,妈妈赶到北京,想进大剧团——北京京剧团,但受半年多冷眼。一个在旧上海、旧北平红遍天的“平剧皇后”、“女梅兰芳”,竟被挤兑得像个见不得人的“小媳妇”。一个才艺双全之明星,落到此等地步,令妈妈不禁唉声叹气。更大的打击是,她辛辛苦苦、满腔热情从朝鲜移植过来的心血《春香传》,上座率高、观众欢迎,却被停演。为请求复演,她四处奔走,求领导接见,大风雪里她像《春香传》那样被“冷冻”了几个小时。就这样,妈妈消极了,团体垮了,身体也垮了。受屈,灰心,万念俱灭……一死了之!依然是兄长言少朋救了妹妹,我的大舅救了我妈妈两次命!妈妈醒来后的第一句话竟是:“我要和文化部长通话!”回到上海后,从北京传来话说,所有她在北京的遭遇一切不要外传,以考虑影响。妈妈在文章中说:“不外传,为了维护影响可以的。可是事情总是瞒不住的。”更令妈妈愤怒的是,“在一些传言中,说我是乱搞男女关系,生活腐化,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引自妈妈的文章。)妈妈一气之下,打算从此不唱戏了,连唱戏的“行头”都卖了……妈妈二度自杀的消息传到梅宅,梅夫人福芝芳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把妈妈接到梅宅,加以精心护理,终使妈妈再次获得新生。这是妈妈的第二次自杀。两次自杀,均由哥哥言少朋回天。

        第三次自杀,有丈夫在,但我的“好爸”俞振飞却又“聋”又“哑”……1966年9月10日之夜,好爸是真的“睡不醒”?还是“一夜失眠”?  
        “托孤”之夜  

        妈妈的自杀除了政治运动不可逆转的因素之外,亦有夫妻情感破裂的推波助澜,对此好爸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1966年,我已是小学四年级了。9月10日“托孤”之夜的情景,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一夜的详情也是好爸俞振飞一直回避的。吃过晚饭,妈妈把我拉到她的房间里(妈妈与好爸已分居多年),妈妈给我50元钱和一块小黑板,还在我的小口袋里塞了一块手表。“清卿,乖儿子,妈妈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妈妈不停地摸着我的头,“妈妈走后,你要听好爸的话,明天是礼拜天,你到公园里去玩。”妈妈哭着跟我说话,我呆呆地看着不停地用手帕擦着眼泪的妈妈,“小黑板给你写字,你要好好读书;手表给咪咪姐姐。”这一夜,是我见到妈妈的最后一面。(妈妈走后第二天,我就把这50元钱交给了好爸——因为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妈妈不在了,好爸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童年的时候,也就是妈妈和好爸结婚后的头几年里,好爸对我还是很好的,我们“一家三口”相处得也是融洽的。因为那时妈妈在,好爸是住在妈妈买来的华园里,就是为了博得妈妈的好感,他也会对妈妈的“心肝”好一点的,这是常理)。  

        妈妈吩咐完我以后,就拉着我来到了好爸房间,母子俩就这样站在了我的继父面前。我见妈妈“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来,清卿,给好爸跪下。”妈妈拉着我的手,看着我,要我也像她一样,跪在俞振飞面前。我被妈妈惯得脾气犟,有点儿不愿意。“清卿,听话——给好爸跪下!”妈妈再次要求我,口气有点儿恳求与命令的味道。于是我跪下了。妈妈对我说:“清卿,好孩子,你以后要听好爸的话。”妈妈对好爸说:“孩子交给你了,你要把他抚养成人。”好爸说:“我有饭吃,他也有饭吃;我有粥吃,他也有粥吃。”这言下之意再明白不过的了:你放心走好了,孩子就交给我吧!向好爸交待完后,妈妈就把我领到了我的房间,让我睡下,并跟我说:“乖儿子,你好好睡觉,我与你好爸再说会儿话。”妈妈的这句话,是她在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这也是母亲和她心爱儿子的诀别!说完,妈妈就离开我到好爸的房间里去了。

        妈妈说要“与好爸说会儿话”,在妈妈即将要离开这世界之前,她到底与好爸说了些什么话,真是天知地知了。所有见报的妈妈临别前的话语与交待,都只是好爸给出的版本,两个人的对话,只有活着的有话语权。后来,我曾听保姆说过,在我睡着以后,妈妈一直坐在我的床沿,默默地看着我,足足坐了半个多钟头。半个多钟头里,妈妈和我说了多少话?我听不到。妈妈要离开我,离开这个世界,心里一定翻江倒海啊!人间最凄是诀别。咪咪姐姐(徐常青,京剧演员,妈妈的干女儿,长期住在我家里——清卿注)告诉我,妈妈临走前留下了五封遗书,给丈夫,给我,给学校,给咪咪姐姐,给冯喆。给冯喆的一封信是由咪咪姐姐送去的,内容也是关照冯叔叔,在她身后要多关心她的儿子,想不到冯叔叔后来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了。可惜,这五封妈妈留下的信,除了给咪咪姐姐的一封外,我至今也没有看到其他四封妈妈的遗书,我也一直在找这四封妈妈留下的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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