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华诞，各种庆典活动也于近日拉开帷幕。走过百年途程的北大中文系，最值得纪念的是什么？最值得留给后代学人的是什么？在近日举行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1910—2010》一书首发式及座谈会上，与会者的思考，让人体味出北大中文系这块学术高地的精神气度，也激发出人们对当下大学教育的深入思考。

      北京大学红楼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今五四大街）29号，在故宫博物院北侧的景山公园东边，五四路北侧，中国美术馆的西边。北京大学迁出后，曾为国家文物局办公楼，现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北京大学红楼原为北京大学第一院。整座建筑通体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名。始建于1916年，1918年落成。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重要场所。1919年五四运动中，红楼和它北面的操场是反帝爱国运动的策源地。  

　　在《百年图史》主编，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文学史家、著名学者温儒敏教授看来，北大中文系100年的历程，大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段落——

　　五四时期：国文系在新文化运动中光芒四射，中西学术仍处在激烈碰撞的时期，北大中文系“废门改系”，教学模式初步建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注意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的学术方法的关系，力促教学与研究往现代化的方向转换，教学格局与课程体系形成，产生一批高水准的专著，也培养了许多功底扎实的学者。

　　西南联大时期：和清华中文系合作，挺过艰难的战争，维护了一批“读书种子”。

　　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清华、燕京和中山等几所大学中文系与北大中文系合并，一时名家林立，成为学术界的“巨无霸”，是鼎盛时期，学科建设对全国有辐射性影响。尽管五十年代艰难动荡，还是培养出一批学术骨干。

　　“文革”时期：北大中文系受到冲击的“非常时期”。

　　八十年代前期：思想解放，无论教学还是科研，都达到良好水平，是又一个兴盛期。

　　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大踏步前来，学术与学科的规模扩大，中文系守正创新，面临“新的机遇”。

　　总的来说，从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设“中国文门”，中国语言文学成为独立的学科起，北大中文系历来人才济济，每一阶段都有许多名家大师，从而成为学术高地。但这份辉煌来之不易，“100年的历史，太多风风雨雨，太多曲折坎坷。当我们埋头那堆积如山布满尘灰的档案旧刊，尽量回到历史现场时，对‘百年艰辛’这个词真有了血肉的感受。”

　　翻开《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林纾、章太炎、陈独秀、胡适、刘师培、黄侃、周作人、钱玄同、吴梅、刘半农、鲁迅、沈兼士、唐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刘文典、罗常培、杨振声、游国恩……学问大家数不胜数。“现在回过头看去，北大中文系就像是一个家族，这个家族是有血统的，这个血统当中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度、宽容，也就是胸怀。”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曹文轩说，“在北大中文系，不同主张、不同流派、不同品行、不同风气的人和平相处，她既是鲁迅的天下，也是沈从文的天下，而鲁迅和沈从文的写作、哲学都不是一路的，但是我们看回去，他们却就是这个家族的。”

　　温儒敏教授以“系格”一词阐述北大中文系百年来在学术坚守中形成的传统和魅力。“所谓系格，是一种生生不息的风气与习惯，一种共识与游戏规则。北大中文系的系格，一方面在于传统深厚，拥有严谨、扎实的学风，另一方面是思想活跃，学术自由，环境宽容。回想五四前后‘章门学派’与‘新派’的分歧，即‘文白之争’是非常激烈的，但这里有游戏规则，就是尊重学术，尊重自由。五四之后‘新派’占了上风，但其对手‘章门学派’的学术理路也延续下来，并成为主流。事实上，‘新派’也多少接纳并融合了对手的路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宽容大度的学术襟怀。这种风气，比较适合做学问，百年来北大中文系始终人才荟萃，思路活跃，是和这种学术风气互为因果的。”

　　“百年系庆让我们思考：北大中文系发展百年，到底什么是值得纪念的？”北大中文系党委书记蒋朗朗说，“北大中文系的传统有两方面，一是关注和参与社会的传统，二是学术自由的传统。”

　　中文专业在全国各大院校中处于式微状态，各地高校纷纷改中文系为文学院或人文学院，如此情形下迎来百年诞辰的北大中文系，如何面对下一个百年？

　　上世纪九十代中后期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费振刚教授近日出版了一本个人视角看北大的书，“书名叫《守望》，说我在北大的55年，以此表达我对北大中文系的守望的心情。我认为中文系有这么多学者在岗，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中文系，中文系会发展。”

　　1982级中文系学生、现在纽约大学工作的张旭东说：“现在都在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何谓世界一流？一流大学就是自己给自己定高度，不要让别人给我们定标准，我们要传承承担，做事要有自信。北大中文系就有这样一个感觉，她做的东西很不一样，中文系就是自己的参照系，自己确定自己做的事。”

　　1978级学生、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说：“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系，我们以最为直接的方式履行着知识和文明的传承，我们已经走了一百年，我们还将走一百年。”

　　“从前的荣耀可以增强我们的自信，同时这种荣耀所形成的压力，我想也是有益的，刘师培活了不过36岁，黄侃也不过49岁，可是他们居然做了那么多的事。那时候没有电脑、轿车，也没有城铁、高铁，是一个慢的时代，可是他们就是用毛笔写了那么多具有开山意义的书，而如今，一切都快了，可我们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呢？”曹文轩教授问得很尖锐。

　　正如温儒敏教授在《百年图史》序言中的发问：我们应当并且能够做些什么？北大中文系的下一个百年，应该不只是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