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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传承中华文明是每个华人的义务
发布时间:2009/12/3  阅读次数:30240  字体大小: 【】 【】【

 从《百家讲坛》到《中华文明大讲堂》,阎崇年因为在荧屏上说清史,一下子成了名人。尽管引来“粉丝”无数,但也遭到一些质疑:学者不潜心做学问而频频出镜,是不是不务正业?日前,围绕着荧屏上的说史热、历史剧中的戏说热以及学者该不该成为明星等话题。

    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有多部文集、专著等。其中《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最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

本报对阎崇年进行了独家采访——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讲历史为什么讲皇帝不讲老百姓?为什么讲皇家文化不讲民间文化?
  问:现在电视讲坛讲历史热、电视上历史剧中的皇帝戏热……特别是不少电视剧把皇帝描写成勤政、爱民的好君王,有观众甚至觉得电视里演的封建社会挺好的。您对此怎么看?
  阎崇年:确实,历史剧中皇帝戏多,历史课上说皇帝的多。有一部分观众也问我,为什么讲皇帝不讲老百姓?为什么讲皇家文化不讲民间文化?我认为对皇家文化应该正确地对待。讲皇家文化,就要涉及衣食住行用。衣,皇帝穿的龙袍、朝服,江宁织造也好,苏州织造也好,虽然穿在皇帝身上,但它是全国最优秀的能工巧匠织出来的,反映了我们国家清代纺织业的最高水平。这个水平当时在全世界是最高的。食,皇帝吃山珍海味,全国各地把好吃的东西做成贡品,供给皇家,它集中了当时我们国家的饮食精华。住,皇帝住在紫禁城里头,有说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实际上也说不清楚。皇家建筑的代表:一个是紫禁城,一个是颐和园,它们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最优秀的建筑文化、园林文化。此外皇帝使用的餐具,皇帝看的书画,都是无价之宝啊。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透过皇家文化集中反映出来的。因此,一味地批评皇家文化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客观的,一说到帝王将相就要批判,是“文革”极左的遗风。当然,有人憧憬封建社会也是很荒唐的,因为封建社会的灭亡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我觉得,作为历史剧应该是大事实小事虚。如果都是实,那就变成皇帝实录了。但是我们现在有些清朝戏,过多地渲染了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侧重一些宫廷里的婚姻关系和乱伦关系。这些有没有?历史上也有,但是个别的。比如有的戏里让康熙和苏麻喇姑两人谈恋爱,历史上跟本没这回事。苏麻喇姑是康熙奶奶辈的,编导却让他们俩谈恋爱,而且谈得死去活来,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又比如《太祖秘史》里,努尔哈赤和他弟弟舒尔哈齐的矛盾,主要是政治斗争的矛盾,但电视剧却硬编成是为争夺一个女人而起的事端,好像打天下就是为了一个女人!把根本没有的事情完全编造进历史剧,歪曲历史误导观众,作为历史工作者的我是无法接受的。现在有学者说,这样的编导是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亵渎,是历史的罪人!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为什么说清朝兴盛的历史对我们今天更有借鉴意义?
  问: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您为什么选择了研究明末清初这段历史?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您对此有哪些独特的感受?
  阎崇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的时候,有几位老师的先秦史讲得非常好,我的兴趣侧重在先秦史上。我写了几篇文章,写完了自己心里没数,就托人请杨向奎先生给看看。杨向奎原先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后来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现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明清史研究室的主任。杨先生看完就给我回了一封信,觉得我写得挺好,又建议我研究清史,原因有四个:第一,清朝的材料比较丰富,有大量的档案;第二,清史研究比较薄弱;第三,清朝的档案文献主要在北京;第四,厚今薄古,这是当时的政治口号,学术上响应也是适应当时的形势。之后杨先生对我说:你研究先秦史没有优势。文献谁都会看,考古材料你没有,这就只能用二手材料,不会有太大的突破。而清朝不一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就这样,我从研究先秦史正式改为研究清史。我认为,研究历史的一个责任就是探索国家兴亡,而清朝兴盛的历史能够对我们今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研究清史,历史的材料太多了,一个人精力有限,我觉得要选几个关节点,比如明亡清兴是一个关节点。这个借鉴意义里最重要的是一个字:合。清朝之所以兴,所以盛,一直到康熙盛世,原因很多,可以写一部大书,简明点儿说就是合。第一是民族合,第二是君臣合,第三是官民合。明朝后期正好相反,民族分,君臣分,官民分。清朝合就强盛,明朝分就衰亡。合不是没有矛盾斗争,但分必定会矛盾激化。同样,清朝也是兴于合而亡于僵,清朝自己也想“亿万斯年”,可是268年就亡了。为什么?简明说就两个字:僵化。即“率祖旧章”——祖宗之法不能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企业,都是合则强,分则弱;合则兴,分则衰;合则治,分则乱。
  学历史本应在校园里课堂上,为什么在电视上讲历史会受到众多“追捧”?
  问:在北京电视台的《中华文明大讲堂》和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上“大课”,跟在大学讲课有什么不同?
  阎崇年:我觉得首先是责任重大。电视台叫讲坛,大学叫讲堂,共同点都是传道授业解惑,都是传递知识;不同的是大学的课堂小,电视的讲坛大。电视有这样一个特点,优点可以放大,缺点错误也可以放大,讲得好责任也大,讲得不好责任更大。其次是众口难调,电视讲坛的受众文化水平不一样。不像大学,大一就是大一,大四就是大四,大致差不多,顶多是选修课上学生的差异大些,而电视观众中既有小学生,也有研究生还有教授。此外,在电视上讲课选择史料、切入点、语言组织等都很难。因为在高校讲课,我自己觉得这点很重要,我讲给你们听,你听不听,反正我要考你;电视里不行,观众不爱听就换台了。所以我每次开讲,就像诗经说的,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有一点松懈。
  问:您在电视上讲历史已经有三年了,您觉得在电视上讲历史的积极意义在哪儿?
  阎崇年:史学有几种功能。一种是学术功能,主要是纠正学术上的错误,或者是提出新的观点,推动历史学科本身向前发展。史学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向广大群众传承历史知识,这种传承仅靠高校是有限的:年龄限制、学历门槛的限制,电视没有这些限制。再者,史学还有提高全民文化素养的功能,电视台办讲座恰恰满足了观众的这种需求。近20年来,电视上历史剧热播,尤其是清朝戏“戏说”成风。到底哪些是历史的真实?可观众不可能都到大学历史系听课去,有人就请我在电视上系统地把清朝的历史说一下。从2004年开始,一发不可收拾。虽然辛苦点累点,但自己是尽了一份社会责任。
  问:在电视上频频出镜,对您来说弊多还是利多?有人认为学者不是明星,应扎扎实实地做学问。您对此怎么看?
  阎崇年:有人有这种看法,是善意的但是不全面。学者有多种类型,不是一种模子。第一种类型是学术型学者,就是在书斋里研究思考,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第二种类型是教育型学者,就是教书。像解放以前有一些大学教授也没什么专著,一辈子教书,学术地位也很高,他也是学者,其实在大学教室教书我们也是出头露面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人们就不会认为我们一批在电视上讲课的学者是不务正业了。我这些年学的历史知识,通过电视频道传播给大家,从传承历史知识、完成我的做史学工作者的使命来说,是做了耕耘也有收获。上亿的人听了我的讲座,这是办多少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院也不可能达到的。我曾经去一所大学做报告,礼堂只有1500个座位,却来了4000多人,过道上被占得满满的,礼堂有4个门,挤破了3个。我的电视讲稿《正说清朝十二帝》现在已经印了24次44万册了,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原来没想过的。受到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人的尊重,是一种欣慰啊!同时还有一点要说明,就是在普及当中我自身也在不断提高。

来源:京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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