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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辨画第一人”徐邦达
发布时间:2009/11/26  阅读次数:28177  字体大小: 【】 【】【
     文物收藏界的人都知道,故宫博物院有个徐邦达,人送雅号“徐半尺”。意思是说他独具慧眼,鉴定书画时,常于画轴展开半尺之际,已辨出真伪,故海内外奉他“华夏辨画第一人”之美誉。中央电视台曾以“国宝”为名,为他摄制专题片。从此,“国宝”之称不胫而走。这个被称作“国宝”的老人,为了保护  国宝不遗余力,数十年如一日,因而又被人称为“国宝护神”。  
徐先生一生著述甚丰,迄今已付印的著作有《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图录》等,还有一部启动于四十年代末,经过数十年边撰写、边修改、边出版的《古书画过眼要录》,累计一百六七十万字。这部著作是带有总结性的鉴考记录,资料翔实,包含大陆及散落海内外的中国古书画珍品,有鉴有评。  

出身商贾之家的徐邦达走上了从艺之路,刚出道就栽了个大跟头  

徐邦达祖籍浙江海宁,1911年出生在一个富殷的商人之家,家中富藏古书画。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成长,他天性中有了一分对书画的亲近。还在少年时代,就开始浸淫于家藏的书画之中。  

其父徐尧臣,虽为商贾,却性情儒雅,喜好文墨书画,在做丝绸生意之余,凡过眼名家书画,只要相中了,便会不惜重金购进收藏。  

徐先生能有今天的成就,首先应该感谢开通的父亲。自古商贾,总是期冀自己的子女擅计锱铢,早早接过祖上的家业。但徐尧臣却非如此。当他发现儿子对书画的痴迷和超常的禀赋,就聘请了颇有名气的“娄东派”后劲画家李涛(醉石)来教儿子学习山水画。  

初学伊始,徐邦达就系统地临摹了历代山水圣手名作。同时,他又师从赵时桐先生学古书画鉴别,久而久之,他对各家运笔技法的揣摩鉴别,皆有心得。为博采众长,他又入书、画、鉴三者皆长的吴湖帆先生门下,也曾师从冯超然、陈定山诸名家。  

自浸淫丹青起,徐邦达就是创作与鉴别学齐头并进的。这是他的特殊点,也是他高于单一书画家的地方。  

徐先生画名日隆。当年与他一同寓居上海的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人,时常一起雅聚,论书品画,探讨切磋。  

经年之后,徐先生在回忆当年情景时写道:“那时我们同住在上海市武康路一所僻静的小楼中,其中有一间北屋布成日本的榻榻米式,方席寻丈,壁饰诸友合作的长幅杂画,不时邀集斯文朋友,对坐其中,吟诗作画,以消长日。那时经常见面的艺术界朋友有杨清馨、郑午昌、张碧寒、王纪干、陈定山……”  

如今鉴别书画一言九鼎的徐先生,当年第一次实践鉴别就栽了跟头。  

18岁那年,他看上了一幅据说出自王原祁手笔的画。王原祁与王时敏、王鉴、王并称“四王”,位列清初六大家。徐先生一向偏好四王的画,他细细审辨良久,终以20两黄金的价格购下。可后经明眼人鉴别,他重金换回的竟是赝品!  

1937年夏,上海博物馆举办《上海市文献展览》。徐邦达应邀协助这一展览的古书画征集、检选、陈列工作。这是他正式涉足鉴别的开始。  

展览之后,博物馆的董事长、收藏家叶恭绰先生,又延聘徐邦达撰写了《上海市文献展览古书画提要目录》。痛惜的是,徐先生的这部处女作因为“八·一三”事变,叶先生匆忙离沪而不幸佚失。  

四十年代,徐先生的画艺已名噪江南。抗战胜利后,他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此后一年,他又应聘为上海美术馆筹备处的顾问。这期间,徐邦达在沪举办了自己第一个画展。  

四十年代末,徐邦达迁居嘉定县城。在这里,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及诗词,鉴赏水准也随之提高。回忆此间生活,他说:“与画友孙祖勃君朝夕过从,讨论艺事,最为欢洽。”  

《古书画过眼要录》正是从这时开始编撰的。当然,此时的徐邦达并没有想到这部书会延续一生。  

  为觅国宝他当起了“侦探”,短短数年,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成了佚失国宝聚汇之家  

新中国成立,徐邦达与大收藏家、鉴定家张珩一道,被新成立的上海市政府聘为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后调至北京就任中央文物文物处业务秘书。从此,开始了以收集、鉴定古书画文物为主的生涯。  

1953年秋,徐邦达故宫博物院参与绘画馆的筹建。  

新中国初创时的故宫博物院文物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书画卷册就更微乎其微了。紫禁城的藏品,除一部分古书画卷册被溥仪带到东北,大部分散落民间;其余九成以上在解放前夕运去了台湾。  

摆在徐邦达等人面前的是如何才能使故宫博物院绘画馆藏品尽快丰富起来。为此,他跋山涉水奔波于各地,悉心察访。任何一点信息、一点线索,他都不放过。赵孟是元代著名书画家,是开山水画新风的大家。大概因其书名太盛而掩其画名,传世画作相对较少,愈显珍贵。他仅存的几幅画卷皆为皇家收藏,《水村图》就是其中一幅。  

北京琉璃厂,是徐先生经常光顾的地方。1953年一天傍晚,他照例来此徘徊,无意间竟在宝古斋发现了《水村图》的线索。店老板告诉他,前天有个来自东北通化市郊县大栗子沟的老者,到店里称其家藏有许多珍稀古书画,并开有一个单子,其中就有《水村图》。  

老板见老者灰头土脑一副乡下人打扮,加之自己对古书画价值也有些懵懂,就没把这当回事。现在说给老相识徐邦达听,也只是聊博一笑。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徐邦达仔细看了单子,心一下就被《水村图》勾住了。  

他记下单子的主人姓王,立即与东北的文物机构联系,点名要《水村图》,请他们快些派人到大栗子沟收购。去者是个书画鉴定的门外汉,花了200元,购得一帖有赵孟署名的卷册。  

徐先生展开那购回的卷册,简直哭笑不得。赵孟的山水画,采用的是干笔勾皴的方法,姿态纵横,轶出旧轨,此卷虽墨色斑驳,年代久远,但绝非出自赵氏之手。为了《水村图》真迹,徐先生找到一位熟识的文物商,委托他去东北收购《水村图》。这位文物商到大栗子沟,与王姓老者消磨了许多时日,交上朋友。闲聊中文物商得知原委,原来那位收购员是以官方身份出现的,王氏怕露了底被国家无偿征收,所以才以假充真糊弄了他。文物商凭借私商的身份,以8000元买下《水村图》带回北京,徐邦达仔细鉴别后,认定是赵孟的真迹,遂说服文物局领导,加价二成,将卷册购回,由国家收藏。  

五十年代,徐邦达听北京琉璃厂经营书画文物的靳伯声说,曾任国民党吉林省政府主席的郑洞国,率部起义时,曾将一些价值极高的书画珍品,藏在一个小皮箱中。皮箱中的珍品就是溥仪当年从紫禁城带出文物中的一小部分。这些珍品中有唐代人临摹的《王方庆万岁通天进帖》。“万岁通天”是武则天的一个年号。据史载:武则天曾传问晋代大书法家、一代书圣王羲之后人王方庆有无王羲之手迹,王方庆遂向宫进帖10卷。此外,还有五代后唐画家胡环的《卓歇图》,五代杰出书法家杨凝式的《夏热帖》,元代著名画家王蒙的《太白山图》卷等共5件。  

民国成立十数年后,溥仪预感到紫禁城不可能成为久居之所。他请来宫中遗老,对宫中所藏文物字画清点核查,打上宣统御览之印,悄悄将其中1200余件书画卷册,带出紫禁城。先是藏于溥杰家,后又带到日本人卵翼下的伪“满洲国”“都城”——长春。  

1945年春夏之交,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溥仪仓皇出逃,“宫中”一片混乱,许多文物字画就此散落民间,不知去向。  

翌年,国民党军进驻东北。郑洞国来到长春,他很喜欢字画,于是请来靳伯声为其代为收购。靳于此间为郑购了不少珍品。  

为了征集书画珍品正日夜奔波的徐邦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极有价值的线索。他开始追踪探访,得知1948年10月,郑洞国率部起义前,装有5件珍品的皮箱,始终带在身边。直到起义与解放军接洽时,才将皮箱交给负责接收的解放军部队。当时说是代管,但事后再无人提及此事。徐邦达了解到这些情况,立即通过有关人士查访当年负责接收的部队,终于在那个部队存放文件的保险柜中,找到了那只皮箱。  

可打开皮箱一看,5件珍品只剩下两件,另外3件去向不明。徐邦达并未就此罢手,而是千方百计穷究线索,几经辗转,终于又找到了另两件。  

就这样,短短数年,徐邦达不辞辛苦,悉心查访,经发掘和抢救,绘画馆就汇集了3000多件“失散重聚”的珍品。  

为救国宝徐邦达“蛮横”挤占夫人的机会,面见李瑞环陈言  

九十年代以来,许多文物被送上了拍卖市场。徐先生对此忧心忡忡,他担心文物珍品通过这一渠道流出国门。因而,他不顾年事已高,总是倾尽全力保护着国宝,不使它们流出国门。  

一次,徐先生得知自己极其珍视的、流失民间的“清代四僧”之一石涛的墨竹《高呼与可》要上市拍卖,便四处游说,希望国家出资买下这一珍品。  

恰巧那些天,徐夫人滕芳女士正好因住房问题要见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她想让徐先生同她一道去,徐先生说自己没有什么事,就不去了,但希望夫人跟李主席谈谈购买《高呼与可》的意义。  

滕女士深知徐先生向来把国事看得比家事重,却故意开玩笑说:“我不谈。第一,我不是故宫人;第二,我不是徐邦达,不懂书画鉴定。要谈,你明天同我一起去谈。”徐先生默不作声回自己卧室就寝了。  

躺在床上的徐先生,却无法合眼,半夜起身去敲夫人卧室的门,一边敲一边说,“我睡不着,我想明天还是和你一起去。但我求求你,明天去时不要谈住房的事了,谈《高呼与可》的事。你给故宫做件好事,我谢谢你了。”  

第二天到李瑞环主席处,徐先生进门就谈购买《高呼与可》的事,他说:“建国初期,国家经济比现在困难得多,但仍拨出巨款将‘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两部买了回来。”李瑞环当即表示《高呼与可》应该由国家购买。  

从李瑞环那儿出来,徐先生异常兴奋,拉着夫人说:“走,到昆仑饭店上海茶馆吃包子去。”滕芳嗔怪道:“应该由故宫请客。”  

这个被称为“国宝护神”的老人,为国鉴考、收购、征集传世名迹不下三四万件,而他自己家中除了自己的画作和仿真的古书画,几乎没有古董文物。谈到这一点,老人这样回答:“作为鉴定家,既然姓了‘公’,就不作个人收藏家。”  

这个姓了“公”的鉴定家,“文革”结束从干校重返紫禁城,丢下锄头首先想到的还是利用有生之年,多为国家鉴考征集古书画作品。这时的徐先生已届古稀,可他不顾年迈,不辞劳苦带领杨新(现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一批中青年助手,跑遍了全国80%以上的省、市、区的博物馆、文管会、文物商店,对所藏古书画进行了一次综合考察。  

此次考察车马劳顿,耗时五六年,行程数万里,鉴定书画作品约四万件左右,对一个古稀老人来说,确实太辛苦了。考察中,在青岛博物馆的次等文物堆中,发现了国家级珍品唐代临摹的怀素《食鱼帖》;在云南博物馆的参考品中发现了宋代画家郭熙的《溪山行旅图》中轴,元代“四大家”之一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等稀世画作。如若不是徐先生慧眼识之,这些稀世国宝的命运恐怕不是至今还压在箱底就是被随意处理了。  

画艺、书艺原是“养在深闺人不识”,一朝出“闺”天下惊  

1991年4月3日,台湾清韵艺术中心,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徐邦达画展在这里开幕。老先生清雅峻爽、功力深厚的山水画令台岛书画界为之倾倒。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副院长江兆申以及其他书画界知名人士纷纷观看了画展。  

令人感慨的是,此次画展距徐先生第一次画展,竟相隔了50年——半个世纪。  

徐先生画展在台湾引起轰动的消息传至内地,许多人都盼着能一睹他笔下风光。  

1997年7月6日,徐邦达书画展在南京金陵艺术馆开幕,书画界终于可以大饱眼福了。  

前来参加开幕式的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以及书画界人士都大吃一惊,这么精彩的艺术,以往竟然不知。平日里,大家只知老先生是享誉海内外、一言九鼎的大鉴定家,却不知他也是丹青圣手和诗人。展览中的书法作品以及画中题款大都为老先生自己的诗作。  

徐邦达因书画之缘而鉴定,因鉴定而每日里与书画耳鬓厮磨。他做了国家的鉴定师,为了集中精力,为国家收集、鉴别大量的书画名迹,这个当年名噪江南的画家,数十年来未曾动笔创作书画。令人遗憾之余又非常感动。直到八十年代初,在他的学生、至交的一再怂恿下,徐先生才重拾画笔,人们也才有幸欣赏他的书画艺术。  

对于古迹名作,徐先生还具有摹以乱真的本领,这是他30岁以前的事了。现存加拿大的摹本奚冈《松溪高逸图》是他18岁时所临,现存新加坡的张中《芙蓉鸳鸯图》是他24岁时所临。这两幅画作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风尘,那陈旧的面孔,令行家一眼望去竟觉真迹一般毫无二致。  

徐先生的书法,同他的绘画一样,博采众长,舒缓而有节律,不弱不霸,沉稳自若。他的书法,典雅中和间透着清劲俊逸,如他的画,也如他的人。  

已过米寿的老先生,从事书画创作和鉴别研究,已有70多个春秋,成就卓著,声名远播海内外。然而,他却常说:“鉴赏古迹也罢,创作书画也罢,越深入就越觉难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多,我还没有学好呢!”  

多么可爱又可敬的老人,面对着他,时光仿佛倒流了许多年。他仿佛就是满腹经纶而隐逸山林的名士,又像是虚怀若谷而抱负深远的仕者。这就是他——“国宝护神”徐邦达。《情系中华》199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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