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犹如摄影界的侯孝贤，用胶片记录台湾那些即将逝去的乡土人文；他还是一名好作者，热衷于介绍各种摄影人物，并创办了有影响力的杂志《摄影家》，挖掘了一大批优秀摄影家。而过去10年中，这位被称作“台湾的布列松”的摄影师的主要精力放在做义工上，他用镜头记录下台湾慈善组织慈济创办的所有学校。阮义忠说：“我并不需要再用摄影证明自己的艺术成就，而是要用照片传达传统伦理道德的体会，人文精神对我的感召，以及志工（志愿者）们无私付出的所见所闻。”

1988  年，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书架上，陈申无意间翻到一本叫做《当代摄影大师》的书。翻了几页，不禁为之叫好，看到作者是阮义忠，他就在想阮义忠是谁。经过一番打听，他才发现阮义忠在台湾已经很有名。为这本书出简体版时，这名中国摄影出版社的编辑还没见过阮义忠。

22  年前，画家陈丹青去美国，旋即淹没在浩如烟海的世界摄影集与摄影展览中，他“被震撼、吸引，然而也迷失其间”。上世纪80  年代末期，陈丹青偶然读到一本署名为阮义忠的《世界摄影大师》。“详读其中每一篇文章，仿佛聆听教义、加入党派。从此，摄影成为我在绘画之外的‘第二信仰’，在绘画的门户之外豁然望见另一宽广的视界。”阮义忠成为陈丹青口中“一位令人心悦诚服的老师”。

2004  年，北京紫禁城国际摄影展期间，阿城第一次见到阮义忠，作家对摄影师说：“你也是我的摄影启蒙者!”

今年8月28日，广东美术馆被一场名为“阮义忠?  转折点：一个时代、一本杂志、一个人”的展览占据了大半的场地。

阮义忠所著之书《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曾是内地摄影艺术家们艺术懵懂期的枕边书，很多人因此知道他的名字；阮义忠所办的《  摄影家》杂志，不仅将西方摄影大师介绍到中国，更让吕楠、荣荣等一批重要摄影家走红国际；阮义忠拍照，坚守传统摄影，作品中具有强烈的台湾“乡土情结”或“乡土意识”。

“可以说，阮义忠部分地改变了中国摄影一个时代的景观和面貌。而从历史的维度上看，他恰好处在一个中国当代摄影演进的时空转捩点上。”此次在广东美术馆的展览名称“阮义忠·转折点：一个时代、一本杂志、一个人”由此而生。9  月，关于阮义忠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他被冠以“中国摄影教父”的头衔，有人把他称作“台湾的布列松”，而在策展人的阐述中，他是今天华人摄影圈的代言人。

华人摄影圈的伯乐

8  月24  日，吕楠从云南赶到广州，参加阮义忠的展览。开幕前，这名马格南图片社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摄影师花了4  天时间，把所有的镜框用医用酒精擦了一遍。  在自己的展览开幕前，吕楠也通常会做同样的工作。

1990  年，吕楠坐了两天的火车从北京赶到广州，用了别人的边防证才得以“偷渡”到深圳。在阮义忠下榻的旅馆中，两人第一会面；吕楠把自己的样片摊满了旅馆的床，阮义忠从中挑选了一些，并带回台湾。后来，阮义忠在自己创办的《  摄影家》发布了吕楠拍摄的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的作品。这是吕楠首次得到专业摄影杂志的认可，继而，名扬海内外。

多年之后，吕楠需要重新建暗房，他向阮义忠发了一份长达两三页的传真求助。他需要放大机等专业设备。吕楠还记得，自己手上的最后一张纸刚刚传真完，阮义忠就打来了电话。两个星期后，德国凯撒牌放大机寄到了，打开包装时，吕楠发现阮义忠还专门为他准备了备用的保险丝和灯泡。

吕楠告诉记者，这件事之前的一次闲谈中，阮义忠无意间说自己的莱卡相机坏了，去修太贵了，还不如买一个，但最终还是没有买，一直在用尼康相机。“那套暗房设备的投入可以买很多个莱卡相机了。”吕楠说。

十多年后，吕楠还在使用这些设备，保险丝从来没有换过。

1992  年，阮义忠在台湾创办了中英文杂志《摄影家》杂志。从1992  年到2004  年，杂志一共出了62  期，成为了摄影家们的“伯乐”。从组稿、挑选照片，到杂志设计乃至和印刷厂的沟通，都是阮义忠一个人做的。荣荣、刘铮、黎朗等摄影家，在《摄影家》发表作品后，逐渐被西方认可；此外，那些掩埋于历史中、不为人知的老摄影家也因为阮义忠的发掘而浮出水面。

一次，陈申向阮义忠提到了战地记者方大曾。方大曾是一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失踪且很可能已经丧命的记者。他的作品在陈申家里搁了快两年，没有出版社想要出版。800  多格底片，一张张地被装在小红纸套里，分成四排，塞满了一个木盒子。尽管这些样片的浓度、反差都处理得很糟糕，阮义忠看后即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位天才的作品。

1993  年的夏天，陈申带着阮义忠拜访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方澄敏住在国际饭店后面的协和胡同里，一进门便是破落的大杂院。方澄敏正在她家门外搭的一座灶上烧开水，炉烟弥漫四处，阮义忠有种探险的感觉。当时，80  岁的方澄敏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对他们的造访显得十分高兴，这意味着方大曾的作品有了重新曝光的可能性。

方大曾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在1936  到1937年，也就是方大曾失踪前的两年间所拍的。50多年中，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等种种动乱和迁徙，方澄敏始终仔细地保存着这些珍贵的底片，并且不断寻求出版机会。

虽然乐意让《摄影家》杂志发表这些作品，方澄敏却不太放心底片漂洋过海到台湾去。阮义忠请求，挑选50  张底片带回去亲手放大，并在最短时间内专程请人把底片送回北京，老人终于勉强答应。阮义忠反复地审视样片及底片，斟酌了三天之后，才选出50  张。


返程时，阮义忠和太太乘坐的飞机因强台风无法在香港启德机场着陆。飞机上，阮义忠的右手和太太的左手紧紧握在一起。平静之后，他问太太：“你刚才想到了什么？”太太说，脑子里翻来覆去的是12  岁的儿子，如果飞机失事，儿子怎么办。

阮义忠则老实地说：“我想到的是自己随身带的50  张底片。方大曾1912  年出生，1937  年在战场失踪，杳无音讯。这位可能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摄影家，将随着我的死去而使他最好的作品永远不为世人所知。他已经够倒霉地失踪且被遗忘了50多年，这下子，岂不如同他又死一次！”最终，《摄影家》杂志推出《方大曾专号》这个载入史册的专号。  
     温暖的台湾社会记录者

1986  年的台湾旭海，10  多个或穿短裤或穿长裤的孩子站立在地平线上，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一位男孩身上；那个男孩距离地面几尺，正在空中翻跟斗，犹如一只倒立的青蛙。

陈丹青尤为欣赏阮义忠的这张摄影作品。一次，他问阮义忠：“那幅照片，是上帝为你摁的快门吧？”

阮义忠想了一想，随即露出只有艺术家才有的率真笑容，连连点头。

1986  年，阮义忠奉命记录台湾的海岸沿线，误入一片军事管制区，无法从一个村子通过。这里原本是一个土著小村庄，因为军事管制的到来而失去了自由进出的便利。阮义忠拿出公文，最终被放行——前提是交出所有的拍摄设备。就在一瞬间，阮义忠看到在海边游戏的这群孩子，他被震撼了。想到这辈子无论如何不会再有机会到这个地方，阮义忠冒险按了快门。

透过那个翻跟斗的男孩，那些徜徉于天地间的孩子们，人的生老病死、子子孙孙的轮回在这张照片上都能找到。

阮义忠说：“我同意陈丹青所说的上帝摁的快门，是因为没有事情发生，再了不起的摄影家也是拍不出作品的，摄影就是上帝给你的礼物，作为摄影家，要随时准备好接这个礼物。”

1950  年，阮义忠出生于台湾宜兰头城镇。从19  岁开始，他便为台湾重要的文化刊物《幼狮文艺》画插画，少年得志。后有在《  汉声》杂志和电视纪录片《  印象之旅》的工作经历，令他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摄影界人物。

阮义忠是少数几位被选入美国权威的《当代摄影家》一书的华人摄影家之一。在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他一直以人文主义的温暖视角，专注地用记录台湾的社会现象，受到海内外瞩目。获得台湾“  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的人文奖时，阮义忠的得奖评语为，“用镜头对着大部分人的眼睛，凝视台湾即将逝去的人文价值，在逐渐物化的环境中，重新唤醒宝贵的记忆。”

幼年的阮义忠，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彼此认识的台湾小镇，他的代号是“木匠顺仔的第三个查甫囝仔”。高中毕业后，阮义忠到台北谋生，眼睁睁地看着台北变得花枝招展，变成一个“又脏、又乱、又假的都市丛林”。《  人与土地》是阮义忠最有影响的作品系列之一。此次展览中，86  件作品得以完整体现，好像是阮义忠的一部自传。

阮义忠告诉记者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他正在《家庭月刊》担任摄影编辑，每个月要用图文介绍一个好玩的观光景点。阮义忠从报纸上看到一个叫做叫做“比利良”村子重建的故事。比利良本身含义是“河的两岸”，这个村庄经常遭遇水灾。一场大火之后，村民们决定迁移到河的对岸，新的村落即将建成时，他马上赶到现场。

阮义忠拍下一张两位妇人为主角的照片，前面的老妇人戴着用树叶做成的帽子，后面的中年妇女戴着斗笠。村庄的建设已经进入尾声，每家每户的房子建造的过程中，都会受到村里其他人的帮助。画面中的两位妇人长相平凡，用草做成的简单的帽子，又好像是桂冠，阮义忠说：“互助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被奖励。”

“台湾迅速地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甚至是资讯社会。我是要拍出农业社会及穷困生活中，人们的知足和互信，精神生活的富足，我就是在寻找这些人最可贵的品质。当然，台湾一直在变，这些原来不太需要寻找的东西，现在越来越难找到。”阮义忠这样对记者说出了自己拍摄的理念。

用照片传达传统伦理道德

广州展览开幕后的近20  天里，阮义忠一直不在台北家中。一回到台湾，他便摇身为“八八水灾”救灾后续工作中的一名志工，用镜头记录救灾和重建的过程。

阮义忠把1999  年的台湾地震作为自己摄影家生涯的分界点，1999  年台湾地震之前，阮义忠筹划的台北和台南的个展进入最后准备阶段。镜头中尽是台湾的好山好水，地震到来后，突然显得格外不合时宜。在办公室发了一整天呆之后，阮义忠做出决定，把展览变成义卖，经费全部用于赈灾。

后来，台湾慈善组织慈济又找到阮义忠。但他认为自己已经义卖了一大批作品，尽了应尽的社会责任，并不想再参与任何活动。于是，开会时，他说的第一句话便是，环境越变越坏，地球分崩离析，自己对于救灾不再热心。没想到，慈济一位工作人员温柔地反驳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做点什么，让地球稍微好一点？”

阮义忠被这样一句话感动了。后来，他答应作为公众人物到灾区拍摄募款的广告片，为期一个月。抵达台中县的一个小学校时，阮义忠看到3000  多个学生都在帐篷中坚持上课，每个班级用垂挂的幕布间隔，黑板是吊起的，被风吹来吹去，一个学生的作业本一不小心就被吹走了，捡回来接着做；老师讲课时，经常吃到沙子。但他没有因此看到一群愁眉苦脸的人。

阮义忠感慨于师生的乐观和坚守本分，并在人群中寻找自信的面孔。他最终圈定了一个拍摄对象，正读四年级的陈香岑。站在帐篷中间拍照的时候，陈香岑脸上没有一丝地震留下的恐惧。“地震再来你不怕吗？”  阮义忠问。“学校都震没了，地震再来该轮到你了吧。”陈香岑却这样笃定地回答。

天下人都是平等的，已经受过难，通过生命考验了，就不用再害怕担心。天真的小孩子有大人没有的智慧，原本打算去关怀受难学生的阮义忠震惊了。和慈济约定的一个月，演变成后来的三年，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的摄影原来是记录平凡人的尊严。十年前，从经济状况、身体状况等方面来说，都是我人生中最好的阶段。我发现自己不但可以记录个别的尊严，还能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人性的光辉展示出来，”他说，  “我并不需要再用摄影证明自己的艺术成就，而是要用照片传达传统伦理道德的体会，人文精神对我的感召，以及志工们无私付出的所见所闻。”

慈济的发起人证严上人，第一次碰到阮义忠时，问他拍摄了哪几所重建的学校。阮义忠的回答是，全部，50所学校。当时，证严上人并不相信。后来，她发现，自己行走至每所学校，发现阮义忠和校长、工人都很熟悉。

“有两种建筑是要千年不倒的，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医院，学校要成为避难中心，医院则是救灾中心。在1999  年地震之后，慈济建的50  所学校，在这次的水灾中，就是守护生命的殿堂，”阮义忠告诉记者，  “我为每个学校拍照，看起来大同小异，很多人都觉得无聊。可我拍得津津有味，因为我把它们看作是千年以后的古迹，记录了重建的历史。”在《慈济希望工程》的50  本书中，阮义忠的摄影作品在每本都有100  页的内容。

回首曾经与摄影打交道的几十年的经历，阮义忠用了“甜蜜”这个词。他解释说，甜蜜可以用来形容恋爱时的感受，摄影带给自己的满足和幸福感与之相近。“摄影给了我那么多，现在我在想为摄影做点什么，再用摄影的专业做点什么……”

B=  外滩画报

R=  阮义忠

B:  你曾经发现了一大批年轻的摄影家，他们也因为你在《摄影家》杂志的推介而扬名，你是如何选择他们的？

R：有时是通过别人的介绍，比如吕楠，就是李媚介绍给我的。她当时在办《现代摄影》，自然很喜欢吕楠的作品。但按照当时内地的状况，很难将反映精神病患者生存状态的摄影作品发表出来，便介绍给我。

最早和荣荣他们见面时，我并没有立刻答应给他们出专号。我想再等一年，看能不能坚持下来，因为才气像闪电一样，有才气和几张好照片是不够的，只有坚持下来，才气就会变成能力。一年之后，在他们住的北京的小单元的挤得不能再挤的沙发上，我给荣荣、邱志杰，洪磊他们做访问，并且原作带回台湾出版。

B：《摄影家》杂志为什么会停止？你是否会有遗憾？

R：从1999  年台湾地震之后，我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向一个叫做慈济的慈善组织。办杂志要在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我就没有这么多精力，2004年只出了一期，于是干脆停刊。什么事都有阶段性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握每个当下，意义就是永恒了。我没办法办永恒的杂志，却可以办很好的杂志，把它的精神传下去，启发别人。即便下一本杂志不是我办的，如果是被我启发，那就会传下去。

后面再有像《摄影家》这样的杂志，我想并不大容易。网络的盛行，使得纸本显得不是那么重要，《摄影家》停刊的时候，还没有受到威胁，非常幸福。正确的时候办一件事情，刚好也在正确的时候停下来。

B：你的摄影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现在你的创作重点是什么？

R：以1999  年台湾地震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现在的大部分工作都与慈济志工有关。我以前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灾难，总是在为自己做事。慈济志工默默付出，他们的努力，是为别人活得更好，我用我的专业记录他们，为他们留下身影，太有意义了。

越有灾难的时候，越看到互助的必要，也看到人性的光辉。我的摄影原来是记录平凡人的尊严。现在，我不但可以记录个别的尊严，还能记录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人性的光辉，是一种幸运。灾难启发了我，摇醒了我。消费时代的包装带给我们的错觉，灾难来临时给我们的错觉都变掉了，看到真实面目，迟钝的良知和情感就会回味，反省自己错了。开发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人类未来的灾难会越来越急，越来越密，从这个角度说，我工作重点的转移也是在正确的时刻。

B：两个阶段是否一脉相承？

R：我以前都是拍台湾的农业社会的最后一瞥，是一种谴责。摄影不仅可以拍此时此刻，还能拍未来，拍过去，没有人活在时代空当。从现代的生活依旧可以看到周朝的体制，就看你怎么看，怎么拍，有没有拍到而已。从左边看，是可口可乐商标，万宝路香烟的广告；右边看，看到的可能是1000年前农业社会景观，就看如何选择和判断。

台湾政党开放后，过多的选举就会激起原来没有的对立，渗透到每个乡村。原来看到的最可贵的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在消失，我想要捕捉的画面越来越难，不是难度提高，而是对这片曾经充满希望的热土感到失望。我曾以为台湾是全世界华人最有人性希望的地方，香港人太会做生意，新加坡不认为自己是华人，移民的人找不到根，没有信心。5000  年来，全世界华人最好的文化内涵，在台湾被保存延续和发展，所以应该好好扮演台湾人的角色，把固有伦理道德内涵普及到文化圈。办杂志，拍照片，出版书，用意都在于此。


对我来说摄影不只是一张好或不好的照片而已，摄影是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表面，还是生活，还是生活背面的传统和伦理道德，是完全不同的层次。我拍出农业社会人的淳朴和善良，无形中有人的分寸和本分在，有知耻进退的礼仪在。难道我拍的只是台湾小乡村的普通人而已吗？其实都跟中国智慧相关。未来一定要用中国智慧，一度我们认为西方太好，抛弃了老子和庄子，在消费文明中，被迷惑了，没有意识到中国古人的智慧，现在应该想想怎样把祖先的价值，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我并不是用摄影证明自己的艺术成就，而是用照片传达对传统的体会以及人文精神对我的感召，还有志工们无私付出的所见所闻。